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信心和动力——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副主任张敏文解读第七次“1+6”圆桌对话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同六大主要国际经济机构负责人举行第七次“1+6”圆桌对话会，就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以及中国经济形势、深化改革开放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通过本次会议，各方凝聚了许多新的共识，并就互相关切坦诚深入交流。本次“1+6”圆桌对话会有哪些重要意义？如何看待产业链和发展中国家债务处理等话题？对此，记者专访了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副主任张敏文。

　　深化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记者：第七次“1+6”圆桌对话会围绕“加强多边合作，促进全球共同发展”主题，就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中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大动能等议题进行讨论交流。请结合会议主题，谈谈本次1+6圆桌对话会的意义。

　　张敏文：当前全球发展形势复杂严峻。从国际层面看，世界经济衰退风险上升，粮食、能源、债务多重危机显现，经济全球化面临“脱钩断链”挑战，全球经济治理碎片化问题严重，国际社会对于践行多边主义的呼声愈加强烈。从国内层面看，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快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国民经济总体运行在合理区间。10月，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对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此背景下，李克强总理同六大主要国际经济机构负责人举行圆桌对话会，并与相关国际组织负责人举行多场双边会晤，主要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是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好了解党的二十大精神及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及方针。通过此次圆桌对话会，李克强总理对外宣介了我国未来发展的战略部署和宏观政策，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全面客观看待中国经济形势，重申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不会改变，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安排不会改变，对于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营造于我有利的外部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是有助于推动多边合作，为疫后全球经济复苏提供坚定信心和强大动力。李克强总理在此次对话会上深刻阐述了中国对世界经济形势的看法，呼吁各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不断深化多边合作，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持续加强贸易投资合作，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促进全球强劲、绿色、健康发展。

　　三是有助于加强和深化中国与国际经济组织的伙伴关系。通过此次对话会，李克强总理进一步阐释了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立场主张，进一步增进国际经济组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的理解和认同，提升其与我国加强合作的积极性。

　　从会议讨论情况看，六大国际组织负责人均高度肯定此次对话会的重要意义，积极评价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及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普遍看好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赞赏中国保就业、控通胀成效，并表示愿进一步深化与中国的合作。

　　对话会期间，财政部部长刘昆分别与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科尔曼、金融稳定理事会主席诺特举行双边会见，就全球和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气候变化、债务、粮食安全等重大国际财经问题及进一步加强合作深入交换意见。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均认为双边会见卓有成效，愿与中国财政部保持沟通、加强合作。

　　“去中国化”将导致全球生产率和经济效率损失

　　记者：此次会议过程中，各方均提到了产业链问题。李克强指出，要维护多边主义，支持自由贸易、公平贸易，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共同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与会国际经济机构负责人表示，应当相互开放，支持国际贸易和投资合作，防止世界经济碎片化，打造多元化有韧性的国际产业链。如何看待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问题？

　　张敏文：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重塑和调整，这既有中长期变量的作用，也受到短期因素的影响。首先，新一轮科技革命重塑全球产业链分工形态。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使得传统制造环节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降低，技术、数据等要素的权重提高，发达国家依托智能制造技术优势，降低了对低工资成本的发展中国家的依赖。同时，全球产业链的多元化、绿色化也促使产业链布局与分工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进行调整。其次，经济全球化退潮影响全球产业链空间布局。全球产业链垂直一体化分工体系重新调整和组合，区域化、近岸化特征更趋明显。最后，新冠疫情叠加乌克兰危机冲击加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芯片短缺、航运受阻、物流不畅、能源危机等加剧各国对供应链安全问题的担忧，并推动供应链分散化，在经济效率和安全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此外，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动向是，在大国博弈加剧背景下，个别西方国家将国家安全问题泛化，将贸易政策与价值观、低碳化深度捆绑，大肆推动全球产业链的“去中国化”，包括联合盟友搞“友岸外包”，打造价值观贸易同盟，借由所谓意识形态、强迫劳动、产业政策补贴等设置贸易“价值观壁垒”，以减少碳排放和碳强度为名打造“绿色贸易壁垒”，其目的是为打压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构建新型工具，限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把发展中国家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与此同时，其自身却推行双重标准，不断推出产业补贴，对全球产业链造成市场扭曲。例如，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及《芯片与科学法案》促进供应链本土化，禁止接受美政府补贴的企业在中国扩大先进芯片产能。这不仅遭到欧盟等盟友的反对，而且扰乱了全球供应链，对全球贸易规则和世界贸易体系造成严重不利影响。

　　面对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更加脆弱的状况，以及个别西方国家构筑“小院高墙”、推进“脱钩断链”的做法，李克强总理在此次对话中强调“要维护多边主义，支持自由贸易、公平贸易，保障全球供应链稳定畅通，共同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和产业链格局有序重塑注入了强大信心和强劲动力。与会的国际组织负责人认为，中国一直是全球供应链的关键一环，“去中国化”将导致全球生产率和经济效率损失，不支持“脱钩断链”。

　　长期以来，我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与全球生产网络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已经成为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枢纽。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是10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的地位客观存在。中国将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互补优势，与国际经济组织及各经济体一道，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共同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发展中国家债务处理应“共同行动、公平负担”

　　记者：此次会议也提到了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李克强指出，疫情以来南北发展差距拉大，中国愿继续参与G20缓债倡议后续债务处理，希望各主要债权方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普遍参与债务处理。与会国际经济机构负责人也提出应帮助解决低收入国家债务问题。如何看待发展中国家债务风险，如何理解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债务处理原则？

　　张敏文：过去二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水平不断上升。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2021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存量达到11.1万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是2009年4.1万亿美元的两倍多，是2000年2.1万亿美元水平的近五倍。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乏力，发展中国家外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率从2008年的22.8%上升到2021的30.6%。如果剔除中国，2021年发展中国家外债占GDP的比例则高达45.4%。今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反复、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发达经济体加息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经济衰退风险上升。在此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财政状况持续恶化，面临的债务风险不断攀升。目前，约60%的最贫穷国家已陷入债务危机或面临较高债务风险。

　　新冠疫情暴发后，部分发展中国家偿债压力陡然上升。中国一直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意为最贫困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国始终高度重视G20债务合作，全面落实G20“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DSSI）及延期共识（以下简称缓债倡议），是缓债倡议获得成功的最大贡献方，也是《缓债倡议后续债务处理共同框架》（以下简称《共同框架》）的重要参与方。中国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为帮助脆弱国家应对疫情、增加发展资源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

　　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由来已久、成因复杂，包括G20在内的国际社会应当客观分析债务问题成因，正视其复杂性和艰巨性，采取有力行动，全面、系统、有效解决债务问题。李克强总理在此次对话会上指出，希望各主要债权方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普遍参与债务处理。世界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8个G20缓债倡议（DSSI）受惠国（另有5个国家无数据）主权债务中，多边债权人和商业债权人占比超过70%（其中多边债权人占比48%，商业债权人占比24%），双边官方债权人占比仅为28%。美国波士顿大学对非洲国家的外债存量和结构进行分析后也发现，多边债权人占比达32%，商业债权人占比40%，双边债权人占比28%。考虑到多边债权人和商业债权人的占比情况，仅依靠双边官方债权人参与的减缓债机制很难帮助低收入国家摆脱债务困境。

　　除了推动包括多边债权人在内的所有债权人按照“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参与债务处理外，还应认识到债务是发展融资的重要方式，债务处理只是临时应急之策，要注意维护正常的契约精神和市场规则，维护发展中国家的融资环境，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自身造血能力。去年以来，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加速紧缩导致全球金融环境持续收紧，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资本外逃情况严重，美联储加息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水平急剧攀升，进一步加剧发展中国家债务脆弱性风险。同时，2021年经合组织发展委员会29个发达经济体成员的官方发展援助规模仅为1789亿美元，占其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为0.33%，远低于联合国0.7%的目标，发达经济体也未能兑现每年1千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承诺。因此，有必要敦促发达国家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切实履行发展援助承诺，调动国际社会提供发展融资积极性，从根本上应对债务脆弱性问题。